我在艾滋病监区当狱警的第1649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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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在艾滋病监区当狱警的第1649天

　　三十二监区的主建筑是一座绿白相间的小楼，门厅里挂着许多印有表彰的金属牌，上面横着一条红色的标语，“感染到我为止”——这条骇人的标语据说存在于各省的艾滋病监区。

　　一

　　早上八点，戴奕在监狱门口的食堂吃完早饭，走到洗手池旁，眯眼往山包顶部那一点绿意看，他将脸伸到水龙头下面，闻到一股腥味。

　　A门打开，宽约五米的走道一边是两层银白铁丝网，另一边墙上刷着“把风险留给自己，把安宁留给社会”。两道围挡严实地封住了望向外界的视线。

　　戴奕进入B门，服刑人员刚吃完早饭，几个人在同事带领下拎着塑料桶和塑料餐具往监房去，见到戴奕，马上站定，“戴警官好。”他们眼珠泛红，沙哑的嗓音下，气息显得有些乏力。其余犯人正歪歪扭扭地往监区走，远处看，像一条青灰色的蛇。

　　这里是X市某监狱艾滋病监区，又叫新康监狱、省监狱管理局中心医院。上首是三十二监区里面有监房、病房、护士站，下首是新建的三监区，承担着新犯教育、出监教育、伙房等职能。这条路叫“新生路”，路面重达二百二十公斤的井盖，提防着任何想通过其他途径走向“新生”的人。

　　三十二监区的主建筑是一座绿白相间的小楼，门厅里挂着许多印有表彰的金属牌，上面横着一条红色的标语，“感染到我为止”——这条骇人的标语据说存在于各省的艾滋病监区。

　　和其他监区一样，幽长的走廊尽头是厕所和水房，两侧分布着十几个房间。重症病犯的房间最靠近栅栏门，栅栏门外就是护士站。从通透的玻璃墙看进去，里头蓝色的被褥和床柜使这里看起来就像普通的医院病房。只有被医生下了断语的危重病人才能享受躺在这里的殊荣。医生更多的工作量来自防止作弊——昨天抓住了一个咬破伤口滴到尿样里的家伙。走廊尽头，传染病房门上的栅栏被透明塑料封死，以免病毒在这块免疫缺陷的沃土上疯狂传播。

　　一小时后，戴奕出现在贾巴床前。贾巴是来自四川大凉山地区的彝族人，因为贩毒入狱，汉话说得不大行。

　　“刑释金签字。”戴奕对他说。“今天还好？”

　　贾巴用右手臂支起头颅，平静地说：“好。戴警官好。”

　　但他看起来一点都不好，艾滋病合并肺结核，面颊凹陷，袖口裸露出一节遍布疮疤的皮肤。医生端着托盘进来，白大褂里套警服，抬胳膊的动作有些迟滞。托盘上码着红蓝白三色的药盒，里头是双夫定、拉米夫定、克力芝，这些药贾巴上次在里边也吃过，出去以后，没有稳定药物来源，再进来已经是艾滋病二期。用医生的话讲，“二期就难办了。”

　　戴奕走开，贾巴放弃了费力的支撑，伴随着刺耳的咳嗽和吐痰声，他的身体摔回去，像一截朽木沉入河床。

　　贾巴的父亲在他入监之前就去世了，他服刑半年后，母亲因艾滋病死亡。监狱尝试联系他的叔叔婶婶，但是叔婶不愿意来接他，他们在成都打工，家里还有一个女儿，艾滋的阴影令他们心怀忌惮。犯人家属态度冷漠，戴奕早已习惯，他想起前辈跟他说过，实施“必接必送”制度之前，一个犯人在回家的路上出了车祸，此前从没有亲情电话和探视的他突然冒出一大票亲戚，要求赔偿的家属堵死了机关大楼的门厅。

　　戴奕作为监区内勤，联系家属是他的工作之一，愿意来接贾巴的只有他八十多岁的爷爷，戴奕想起川西地区崎岖的道路，决定尝试联系当地司法所，看看司法所是否有人手来接他。

　　这里有很多来自大凉山的彝族人，只要尊重他们的习惯，实在相比汉族人好“管”得多。对汉人来说，“艾滋”和“坐牢”是两架无比沉重的笼头，狱警们几乎每天都要提防着突然的情绪失控，但是彝人似乎更加乐观，曾经有一个彝族病犯对戴奕说，只要每天能吃能睡，在哪都一样，“这里比我家好。”

　　戴奕回忆起上次护送一个晚期病犯回四川，出生在江苏的他第一次见到山洪和塌方，车子一路颠簸，病犯不断地咳嗽呕吐，车子里充满了酸臭味。凌晨两点到达县城，当地打电话来说，送回去也只能等死，他全家都因为贩毒被抓了。“打工没有文化技术，山里种不上田，想过好日子，啷个办？只好贩毒。”

　　监狱提供免费的医疗与食宿，在这里大家都是艾滋病人，也免去忍受外界歧视之苦。对于某些赤贫的艾滋病犯而言，用自由换生存是一笔划得来的买卖。

　　贾巴21岁，戴奕有时甚至觉得他像一个孩子。贾巴说他对城市生活其实没啥想法，就是跟着一个家里兄弟出来看看，他们花了一天才到火车站，坐下一班去攀枝花的火车。并非所有人都能在城里赚到维生的钱，一开始贾巴并没有吸毒，他吸不起，直到后来在聚会上朋友“请”，他才“耍了一下”。他们对毒品的概念不那么清晰，贾巴记忆里，爷爷以前干完农活就抽自己种的鸦片，鸦片是放松、止痛的好东西。“我们那，请你吃饭，关系不好；给你买这个，关系好。”

　　当地的年轻人迅速被拉入贩毒的网络，村里几乎每一家都有人涉足贩毒，贾巴跟着兄弟们在城市与城市之间游荡，贩毒成了年轻人社会化的第一步。“刚出来的时候什么都不懂，被偷，被骗，都是朋友。你不耍朋友看不起。”贾巴说这话的时候，脸上带着的那种羞赧，让戴奕心里不是滋味。

　　二

　　十点不到，监区领导打电话到内勤室，让他去带外单位参观人员。

　　三十二监区是监狱树的典型，几乎每周都会接待各系统的参观，戴奕迅速默背了几个“拯救服刑人员”的经典案例。

　　领头的“白衬衫”向他伸出手，戴奕双手握住，感觉到微微的湿润。后面几个女性拘谨地往前移动，戴奕看出了她们的不自在，他很擅长辨别这种表情，几年前，这种不自在他的朋友家人脸上也经常出现。

　　戴奕领着参观者到陈列室，展示犯人的软塑料做的牙杯、勺子、以及圆弧形的桌脚、柜子。“我们有隔离服，为了避免给服刑人员歧视感，在日常工作中不穿隔离服，不戴口罩。”“有没有发生过职业暴露事件呢？”马上有人问。“我本人就有。”戴奕想，这个故事可能已经被他讲过一百遍了。

　　故事的细节如今已经镀上太多层金身，过程却很简单，那个犯人咳嗽的飞沫碰到了他的眼睛。

　　当从前的假想瞬间具象化的时候，他才真正感受到那种压断肋骨的沉重。

　　在阻断药带来的恶心、晕眩和乏力的空当，他的心里充满后悔和恐惧，想起自己想做而没来得及做的事，想起从前源自无知的无畏。即便父母在身边，孤独也像羊水一样包裹着他。他看托尔斯泰的《伊凡伊里奇之死》，软弱地哭出来。

　　一个月后，HIV检测结果是阴性，他停了药，去上班，“闲着会一直想，忙起来好一点”。和他打照面，那个病犯依然是面具般的毕恭毕敬，刑满走了，没打一句招呼。戴奕心里是恨，但不能表现出来，除了规定不允许，更深处的顾忌是曾有病犯出狱后报复狱警，经此一事，他更担心家人的安危。

　　病犯对他们的恭顺，来自对暴力机器的服从，这种权力曾给过他虚假的想象。当光环褪去，他才发现体制的权力在黑暗森林法则面前的虚弱。睁开眼，自己正赤身裸体面对一群更精明，更凶悍的对手。

　　戴奕想调走，但领导不批，于是他申请调到内勤，至HIV观察期结束，还有一年的焦虑等着他。

　　时近中午，戴奕跟着领导把参观团送上中巴，想起没做完的材料，他感到十分疲惫。回到监区，犯人们正在分饭，每个小组围着一个塑料盆。戴奕看了一眼，今天的菜是土豆丝和青椒肉沫。犯人周末可以吃到坨坨肉之类的大荤，鱼是绝对不会出现的，即使是排骨，也生怕卡到喉咙导致出血。

　　“李队长！周丰又不吃饭！”骨干犯在叫同事小李。周丰因为盗窃入狱，入狱后才检查出艾滋。听说之前在别的监狱表现还算积极，自从查出艾滋，情绪变得很消极，怠工，拒绝服药，在监房对同改嚷嚷“刑期比命长”，又不敢一头撞死，最近在闹绝食。

　　戴奕决定赶紧出去吃饭，以免临时有事牵连到他。

　　吃午饭的时候有一小会可以看手机，群里有人分享了一段车祸小视频，他不想看，迅速摁掉。在里面呆久了，不知是变得心软还是心硬。

　　三

　　十二点他回到监区，周丰还蹲在小李面前。戴奕看着小李的背影，想起他刚来三十二监区的时候，才二十二岁。警校毕业没几年，没经验，也没对象，只有一腔初生牛犊不怕虎的野心。虽然三十二监区危险，但是工资高，“有前途！”前辈在饭桌上向他敬第二遍酒，“前两年三十二监区拿了集体一等功！”一等功，像他这样没有背景的新人除了在这里，还有什么机会拿到一等功？那时的他正酒酣耳热。

　　每个人都像一条被生活重锤的牛，如今的戴奕已经记不得那些雄心壮志。刚来的时候，一个人管十几个犯人每天的吃喝拉撒，经常是早上八点进这个门，与世隔绝二十四小时后才见到外面的天空。

　　艾滋病监区的犯人没有劳动指标，只要做点黏纸盒之类打发时间的工作。但是管理压力非常大，病犯们没有打架斗殴的体力，闲下来就动脑筋如何倾轧别人而不被管教发现——监狱里可争夺的利益空间原本就小，一针一线的得失对服刑人员而言都十分重大。无论从前性格多平和的人，入狱很快就会明白，暴力只是最基础的自我保护手段——对于狱警而言也一样。只是相对其他监区的同事，三十二监区的狱警们不敢采取过于强硬的手段，破罐破摔的事在这里发生不是没有发生过，这无疑极大地增加了管教难度。

　　十二点半，戴奕回到内勤室——内勤的工作并不比管教轻松，大量的司法文书、案卷材料、以及突如其来的检查活动令他疲于应付。打开电脑，大平台上显示又有五个新犯等待下队，自从三十二监区成为了典型，全省的监狱都积极向这里输送艾滋病犯——自家地盘死一个人就是一桩麻烦。常常是昨天才用担架抬进来，明天人就死了。医生也是年年招，年年招不上——来这里工作不仅意味着超高的职业暴露危险，也意味着狭窄的上升途径和几乎不存在的技术提升空间。如今三十二监区在人力物力上都有些吃紧，去年不得不把三监区原先的库房改成了大监房。

　　小李推门进来，问佬赵的假释什么时候能下来。

　　“快不行了，可能今晚就要转上级医院。”

　　“还是你跟？”

　　“嗯。”

　　戴奕有点同情小李，佬赵是同性恋，艾滋病合并丙肝，从来没有家属探望。监区里同性恋不少，为了防止出事，浴室被改造成全通透式。佬赵在同性恋里也算犯嫌的，他非说自己是个基督教徒，别人讲“同性恋你信屁的教”，他非说“祂赐我这样的苦痛，是为了让我末后有指望”。因为有点神神叨叨，佬赵一直受到同改或明或暗的欺凌，晚上打飞机挨同监房的揍过好几回。见他挨打，别人问，主怎么不照看你了，他也不闹，只是脸色一天天灰下去。末后他总说身体不舒服，要吃药，别的狱警都知道他其实没事，只是太焦虑，想找医生说话。

　　小李刚来工作，一直积极性很高地找佬赵谈话，最近听说佬赵产量有所提高，吃饭能吃下三分之二碗。

　　前天晚饭，佬赵刚扒了两口，就开始吐血。

　　“我一直鼓励他要有出去的希望，有活着的希望。突然人就要死了，到头来我们做的这些都没用。”

　　戴奕知道小李这是很典型的陷入迷茫期了，这里的每个人都会经历这个过程。常常是他们送走一个刑满犯人，几个月后他又回来，或许再呆几个月，就死了。

　　病犯真正临最后几天大多比较平静，有时候家属来不了，狱警就成了他们唯一的依赖。戴奕还记得那通半夜从医院来的电话，说素来难搞的“刺头”想见他的分管狱警。他们离开医院后一小时，值班同事说“刺头”死了。

　　戴奕一直记得“刺头”最后的眼神，那种执着不是为了见谁，而是对生活下去的渴望。

　　“你还记得佬赵刚进来的时候？那眼神很乱。”戴奕向着沉默的小李。“他现在看人的目光，正常了。”

　　四

　　半下午，贾巴老家的司法所来电话，电话那头说，人手不足，恐怕要排到下个月月底。“啷个接得过来，你们再联系一下家属吧。”戴奕也知道情况，乡司法所定编也就两个人，加上合同工不超过十人，接送一个犯人最起码要两三个人同行。司法所名义上属于司法厅，实际财政由当地政府开支，在大凉山这种毒品犯罪率极高的地区，高额的交通和人力费用使当地司法所捉襟见肘。而刑满人员滞留在监狱，这里的领导也十分头疼。

　　戴奕回到监房，想问问贾巴还有没有其他亲人。

　　“没有。”

　　戴奕转身，背后传来微弱的呼喊。

　　他回头，贾巴陷在床里，似乎已经入睡很久。

　　他无法确定贾巴说的是不是“不想走”。

　　五

　　晚上八点，戴奕终于整理完了当月的减刑假释材料。电话响了，小李说佬赵已经在上级医院死亡，戴奕简短的嗯了一声。电脑屏幕晃动，一个人的消失对于这里，只是一堆没有做完的材料，而在外面，关于这个人的遗忘可能始于更早之前。

　　天已经彻底黑了，山里的黑比外面再添一份寒色。戴奕刷开第三道门禁，武警已经换岗，他朝里面年轻的面孔疲惫地点点头，打开储物的小格子，里面还有好几个手机，他已经懒得估算有多少同事还在里面。

　　戴奕跨上电瓶车，往单位宿舍骑，他放假才有空回到自己车程一个小时五十分钟的家。

　　舍友今天值班，桌上摊着他的公务员申论范文，戴奕随手翻了翻，想起自己落灰的司法考试黄皮书，干这行久了，斗志消磨的厉害。

　　手机屏幕亮了，母亲发来的微信说，又给他介绍了个对象，周末有空去见见。高危职业加上特殊的工作时间，戴奕的相亲总是不了了之，他已经有点腻烦对面女孩先惊讶后紧张的表情。他盘算了一下值班表，苦笑着回：周末要值班。

　　戴奕快睡着了，模糊中想起自己安慰小李的话：所谓希望，未必就是健全着走出去，让他们晓得生命里还有一两件有意义的事，看到那点活气，就行。

　　文中人物均为化名

　　作者发条君，现为女子监狱狱警

　　(来源：全民故事计划)